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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5月，张竞生从文章中遴选了7篇“个人性史”，作者均是大学生。 每篇结尾处，张竞生还学着金圣叹的口气做了一个点评。接着，他就借着性育社的名义将文章以《性史》之名出版了。 迅速遭到读者疯抢。 那时的书店铺面不大，门口却挤满了人。卖书的和买书的忙作一团，租界巡捕为了维持交通，需要动用水管才能冲散人群。 而且一册《性史》日销千本。 但张竞生本人其实只出了一集，总共也只印了1000册。他所得的200元稿费还全都分给了相关作者，自己一分没拿。 毋庸置疑，书籍出版量跟不上市场对《性史》的需求。市面上盗版《性史》泛滥，更有些人假借张竞生之名续写《性史》。 张竞生百口莫辩。 1980年，张竞生的儿子张超在国外一家书店看到了《性史》第18集。一位朋友告诉张超，他还见过《性史》第23集。 《性史》的影响更是覆水难收，当时天津等地更达到了人手一册的程度。 那时，一位南开中学学生在课堂上偷偷翻阅《性史》被老师发现，闹到了校务处。校长张伯苓深以为祸，立即给京津警察厅寄去公函，要求查禁《性史》等五种“淫书”。 张伯苓召开全校大会向学生训话，严令禁止学生阅读“淫书”，只要发现读《性史》就记大过或斥退。 张校长还组织了多次突击搜查，只要学生的书面有“爱”等可疑字样就一律没收。 张伯苓 事情闹大后，上海和广州两地也受不了舆论压力，相继查禁了《性史》。 一时间，张竞生被人们冠以“买春博士”“大淫虫”等臭名，吓得他立马通知书店不可重版。而书店给第二集《性史》的一千大洋稿金，张竞生也如数退回。 攻击张竞生的人更添油加醋，说张竞生靠《性史》挣了几十万大洋。假借他的名义出版的人多如牛毛，张竞生虽有心追查但深感无力。 他更被人批成了“三大文妖”。 另外两位，一个是在美术课堂上雇用人体模特差点被军阀孙传芳抓起来的刘海粟，一个是写出靡靡之音《毛毛雨》的黎锦晖。 可以说，张竞生在当时全国范围内经历了一场“社会性死亡”。 北大他都有点待不住了。 张竞生前卫的思想有其源头。 1912年，中华民国外派首批留学生去国外学习，而张竞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官费留学资格。 国父的小舅子宋子文只能屈居第五。 那时的张竞生常常在巴黎的拉丁区街头巷尾散步，见识到了巴黎男男女女开放的猎艳风俗，自己更在异国谈了几场恋爱。 爱到深处不免要发生“那个”。 欧洲的情与性因此给张竞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他一下子扑进了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及相关的研究中。 中华民国首批公费留学生（部分）出国前于上海合影；前排右二是张竞生 1920年，32岁的张竞生学成回国。 他在广州面见了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还劝对方在广东省推行“避孕节育”。 陈炯明妻妾成群，直骂张竞生是个“神经病”。 37年后，马寅初才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了“新人口论”，说的就是张竞生“避孕节育”那个意思。 张竞生虽然遭到省长的责骂，但毕竟学历学识强悍，很快就被潮汕的立金山中学挖去当校长。 为了撬开旧中国陈腐的风气，他一上任就要求男女同校，还破天荒地招收了8个女学生。 张竞生还将游泳课引入学校。有一次有个女生不小心在泳池溺水，他竟然还给对方做起了人工呼吸。 虽然今天看来很正常，但在当时却让人大跌眼镜。 可惜一年后，张竞生栽在了“游泳”上：一位学生在游泳时溺亡。加上他深感变革的巨大阻力，张竞生于是辞掉了职务。 张竞生（右一）和儿子们 人生有失必有得。 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注意到了张竞生，把他聘来当哲学系的教授。张竞生还兴致勃发地写了两本课堂讲义： 《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 两本书中，他提倡裸体行走、裸体游泳、裸体睡觉等，并详尽介绍了“交媾的意义”和“‘神交’的作用”。 总称为“美的思想”。 1923年，北大教授谭熙鸿的妻子陈维君去世，还留下了两个遗孤。陈维君的妹妹陈淑君当时报考北大，见到姐夫的惨状顿生爱怜。 两个月后，谭熙鸿和妻妹陈淑君结了婚。但陈淑君的前男友沈厚培却闹上了门。 被谭熙鸿轰走后，沈厚培计上心头，给《晨报》投了稿。他假称自己和陈淑君早有婚约，并指责谭熙鸿横刀夺爱。 陈淑君见此情形也在报章上发表声明，澄清自己和姓沈的根本就没有婚约，和姐夫也是自由恋爱。 一场婚恋自由的大讨论由此展开，梁启超、鲁迅、许广平等60多位学者都卷入其中。 谭熙鸿 张竞生则展现了他“学术痴”的一面。他在《晨报副刊》投了一篇《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 文中抛出了“爱情四定则”为谭熙鸿辩护，即： 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两个月的讨论中，张竞生被大多数人诟病。而《性史》出版后，他更陷入了舆论的泥潭。 连鲁迅先生都说，张竞生的主张估计要到25世纪或能通行。 1926年是张竞生黑色的一年。 出版《性史》后的恶名缠身，军阀张作攻陷北京城，蔡元培又离开了北大，而好友张继正在筹备上海艺术大学。 因此，南下成了张竞生最好的选择。 可刚到上海不久，上海艺术大学就因经费问题停办。 1927年，失业的张竞生为图生计创办了《新文化》月刊，顺道借它继续宣传自己的“美的思想”。 创刊号中，他提出了“妇女继承权”的观点，还发文强调真爱至上并反对男人的处女膜情结。 杭州有位唐姓少女看到《新文化》里张竞生为女性说话的文章，拿着它试图说服丈夫。 反遭一顿毒打。 唐小姐一气之下跑到上海的“美的书店”，跪求张竞生收留自己，做妻做妾当牛做马都行。 张竞生看到这位女子为一篇文章就敢于冲破封建枷锁，深感同情，于是便让她留下来当店员。 可惜好景不长，张竞生的《新文化》很快便被洋人巡警以“邪淫”之类的名义罚款。 月刊只办了7期就被停刊。 同一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当天，国内的“天乳运动”也达到了高潮。 那时，武汉国民政府在汉口组织了20多万军民，为妇女节举办庆祝活动。 一大批妇女闻讯赶来。她们手持彩旗，赤身裸体地冲进会场高呼妇女解放之类的口号，主要反对“束胸”的陋习。 那时女性的身体不能外露，睡觉时也要穿能盖住膝盖的长背心。女子要是穿着低胸露乳、露胳膊或小腿的服装，就会被投进监狱。 而以平胸为美的审美要求女子要“束胸”，即使不利于身体健康。 当时有报纸写道，广州有位男子带着未束胸的妻子上街，立马被在场其他男性斥责为“村下婆”。 那位男子的妻子在周围人的压力下只得借了件小衫，当场束了胸。 三八妇女节的事件发酵后，武汉妇女协会也进行了街头演讲。一位宣传人员讲到激动处，还解开衣扣手托乳房高呼： “束胸就是一条毒蛇！” 随后，广东省民政厅厅长朱家骅向省政府递交了《禁止妇女束胸的提案》并很快通过，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 “天乳运动”的影响辐射到全国。 1928年民国内政部发函要求全国查禁束胸行为，女青年们还成立了女子警察，没收焚毁束胸的小马甲。 用来束胸的“小马甲” 而那一年，张竞生则和老乡投资办起了“美的书店”。 他一如既往毫无顾忌。 张竞生仿照欧美风格设计书店，二楼还加了一间咖啡屋，读者可以上楼边喝咖啡边读报消遣。 更吸引人的是，他聘请了四五个年轻的女店员。在当时普遍使用男店员的大环境下，张竞生的举动无疑是史无前例的。 书店开张时，一半人冲着看漂亮的女店员而来，一半则专程跑去看看“卖春博士”是何模样。 店内书籍销售一空。 书店的红火一扫《性史》出版后的颓丧。 1928年，张竞生兴致勃勃地制定了一个大范围翻译外国图书的计划： 以5年为一个周期，翻译一批外文书籍售出后，再凭所得利润“依样画葫芦”地出版书籍。 可惜不幸再次砸中张竞生。 计划还未施展开，他就因翻译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士的书籍被巡警局传讯，理由是“销售淫书”。 仅那次他就被罚了400大洋。 后来，他还被传唤了六七次，最终的结果都是罚款。每次风波出现后，报章都会大肆渲染“性博士”的名号，弄得张竞生臭名远扬。 书店里女店员的出现还招来了一批上海的地痞流氓，文人们也纷纷撰文批评张竞生。 尤其是他提出的“第三种水”。 那种“水”是女性在性高潮时所流出的一种“巴多淋液”。张竞生借这个概念提出男性不应只注重自己快乐，同时还应该让女性足够快乐。 鲁迅先生就对张所言的“第三种水”进行过辛辣的讽刺，直言其宣扬色情文化。 书店的生意再好都经不起折腾。 那时，上海邮局也停办了“美的书店”的邮寄业务，张竞生终于不得不关门大吉。但他在书店里使用女店员的金点子却被上海商界纷纷效仿。 社会风气渐开。 电影明星阮玲玉也开始带上“义乳”（胸罩），女性迎来了身体上的解放。 阮玲玉 全运会的冠军杨秀琼也受其影响，大胆进行“义乳”尝试，还曾穿着泳装登上了《良友画报》。 只可惜碍于时代的进程，“南国美人鱼”杨秀琼被四川军阀范绍增霸占，后来被他抢去做了十八姨太。 那个时期，张竞生也不好过。 1928年，“美的书店”关门后，张竞生带着一家三口去杭州散心。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蒋梦麟得到消息后，着令警察把他抓起来。 蒋梦麟是张竞生的北大同事，而张竞生在北大时自比卢梭，常常揭发蒋梦麟贪污校资拉帮结派。 此举正是蒋梦麟公报私仇。 后来经过好友张继保释，张竞生的潮汕同乡又找来浙江一位颇有实权的中委帮忙，张竞生才得以释放。 条件是被驱逐出浙江境内三年。 张的遭遇从侧面论证着一个历史进程：人们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将紧紧合上允许讨论“性”的大门。 而张竞生的事情一结束，中国人再次公开讨论性是在半个世纪以后。 1979年6月18日上午，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狠狠地砸在了时任《大众电影》主编林杉的桌案上。 信中，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读者向问英连打了三个问号，质问着杂志社： “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 风波的起因是一张吻照。 那一年，《大众电影》复刊后第5期的封底用了一张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男女主人公接吻的剧照。 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公开发行物首次刊登吻照。编辑部做出这个选择也下了很大的决心。 《大众电影》上的第一张吻照 后来，主编林杉和副主编拿着那封信去影协向书记请示，决定将来信全文刊载在下期杂志上和读者讨论。 接下来的两个月内，11200多封信件密密麻麻地飞向《大众电影》杂志社。 其中三分之一的声音反对吻照。 毕竟十年文革是全面禁欲的时代，人们普遍奉行“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 那时最著名的一本禁书叫做《少女的心》，全文10万多字。禁得最严的时候，只要看过它就可以被定为流氓罪。 但十几年中，全国人民靠手抄已将它传遍。 《大众电影》的吻照事件过去没多久，又出了件令举国震惊的事。 1979年10月1日，新建成的首都机场开放使用，机场墙壁上一幅名为《泼水节——生命的礼赞》的巨幅壁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泼水节——生命的礼赞》局部 接下来的两个月，30多万人为看那幅壁画专门跑去机场。 只因壁画中有三个少女是裸体的。 壁画的作者是中央美院的画家袁运生。为了能顺利画出理想中的作品，他在壁画草稿上画了很多条线，看上去裸女就像穿了衣服。 壁画即将完成时，他偷偷把线擦掉。大家发现时，“裸女”壁画木已成舟。 一时间，事情传遍了北京城。邓爷爷亲自去看了看画，说了句“我看可以嘛”，画才保了下来。 而在当时，这幅画更被看作中国开放的风向标。 那时候，来内地投资的香港富商霍英东最怕大陆政策突变，每次到北京他都要先去看看那幅画还在不在。 如果在的话，他的心里就会比较踏实。 霍英东（左） 可惜三个月后，首都机场敌不过舆论压力，在三个裸女身体前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纱衣。 前来参观的人们只能透过纱衣看裸女，当然也可以掀开纱衣看个究竟。 人们连珠炮弹地受到“性”的刺激。 “机场裸女”的风波还没完全过去，1980年的北京召开了国内首次裸体艺术展览： 南斯拉夫现代艺术博览会。 大批老百姓纷至沓来。 那一年，30岁的张艺谋刚被北电摄影系录取不久。在读大二的他听到这个消息，早早地进入了会场打算拍点东西。 会场里是一尊尊石头堆砌的裸女，没有样貌。也正因为是石头堆的，所以雕塑的体态比较夸张。 张艺谋躲在雕塑后，看见人们或好奇地捏着下巴向雕塑的私处张望，或疑惑而羞涩地怪笑。 张艺谋/摄 镜头“咔擦”一声响，张艺谋一不小心就记录下了一个时代的性启蒙。 中国继续开放向前。 1985年，潘绥铭来到人大开设了一门“外国性观念发展史”课，一时间成了人大的爆炸新闻。 那时候校园里对潘教授的反响两极分化很严重： 听课女生往往骂他厚脸皮，一些有资历的教授认为他满脑子净想“那种事”；但窗台边又往往站满了听课的人，最多的时候选课的学生接近200个。 潘教授会在第一堂课就进行狂轰滥炸，把人类性行为的一切隐秘细节通通倒出来。 刚开学时，已婚的研究生都直呼受不了。可到了期末，即使再纯情的女生也能面不红心不跳地探讨《金瓶梅》中的性细节了。 说到底，一开始大家普遍对于“性”仍然是空白的，就像曾经的潘绥铭。 1981年，31岁的潘绥铭还在东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整天研究“世界中世纪史”。 偶然有一天，他在学校资料室翻阅资料时，不小心翻到了本英文版的《原始时代的性生活》。 看完书后，他用了两个字形容自己的感受： “震惊”！ 比如他难以想象，爪哇男子会在自己的阴茎上穿6个洞，每个洞里再插根小木棍来昭示其社会地位；或者南美洲的母亲会在成年破身仪式上，掏出并吃掉女儿的处女膜。 那时候，潘绥铭不多的性体验最多是听个不太老的老头唱了首“十八摸”。 潘绥铭不敢将书籍借出资料室，只敢偷偷阅读。 为了掩人耳目，研究生期间他抄录了5100多张卡片。一次回家，扒手摸见他兜里鼓鼓的卡片以为是钱，终于在连试 4 次后偷走。 不知道把卡片偷到手的小偷是何感想。 教授和人大学子的沙龙 到后来，潘绥铭更和“性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还去红灯区进行过多次田野调查。 1995年前后，潘绥铭一位暴发户哥们儿瞅着他人大教授的身份，想借着他人大的光环显摆，于是揪着潘老师大江南北吃喝玩乐。 难免进入风月场所。 有一次，潘老师在贵州走了16里的山路，累得要命。他看见一些女孩挑着些矿泉水啊方便面之类的食品，身体却裹得严严实实的。担子得有100来斤，女孩挑得满头大汗也只挣2块钱。 旁边坐着的小姐，一次30块。 潘绥铭疑窦丛生，为什么挑担子的女孩不干那个要干这个？疑惑催生了潘老师对小姐群体的研究兴趣。他尝试和小姐们聊了聊，办理，毕业证，文凭，成绩单，学历认证，留信认证，学位证，学历,本科，硕士，假文凭，假学历，文凭认证，发现隔行如隔山根本没法儿谈。 幸好潘老师在东莞遇到了一位在医院当院长的发小，对方人脉广什么人都认识。 而那位发小又和一位妈咪特别熟。通过熟人引荐，潘绥铭成功接触到了小姐群体。 潘教授还总结出了混红灯区的经验： 不能假装嫖客，因为对方会表演。而应该平等且坦诚地直接表明自己的身份，让对方知道自己不是警察，也不是记者。 解释清楚后，她们不会在意你是不是“只看不干”。 作为底层人，她们最关心的是陌生人会不会害她，而警察和记者都是会害她们的人。除此之外，她们才不管你有什么嗜好，是不是变态。 她们没那些概念。 调查中，潘绥铭最害怕的是小姐会爱上自己。有一次他离开红灯区，一位30多岁的小姐对他说： “你娶我吧。” 小姐爱上了你，你可以感谢她但却无以为报，搞不好还会伤了人家的心。 潘绥铭挺纠结，但也说明研究有效果。 从1998年到2010年，潘绥铭总共深入到了13个地方，前后共接触到一千多个小姐。 潘老师越研究，越觉得小姐其实很普通。她们有的是为生计所迫，有的是误入歧途，只不过所做的活儿和“性”沾上了边。 小姐也不是她们唯一的身份。她们还可以是好女儿，好妻子，她们甚至根本不需要被拯救： “就算要救国救民，也得他们自己来，不是我来救。” 潘绥铭教授进行田野调查的那段时间，中国的性研究出现了一些变化。 1987年10月，一些学者在重庆筹备了一场差点泡汤的性学学术会议。 会议在没有横幅和主席台的一间小招待所进行。但就在当天晚上，保卫部门突击进行了检查。一名审查人员还好奇地问： “你们都是些做学问的文人，为什么要聚众搞这种事情呢？” 第二年，一个叫李银河的学者从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毕业。 回国后她进入了北大，师从费孝通攻读博士后。 李银河和王小波 有一次，她想对离婚、单身、自愿不生育的三种人群做调查分析，于是在《北京晚报》上登广告招志愿者。 调查对象中有一位30岁左右的男性，李银河询问他单身的原因。在否认了众多普通的原因后，对方向李银河坦白说： “你是国外留学回来的，看上去也不像坏人。告诉你吧，我是一个同性恋。” 李银河也开始关注那个群体。 后来，李银河通过遇到的第一个男同性恋的关系，她调查的“雪球”越滚越大。 因为过于投入研究，还曾有谣言称李银河为了搞男同性恋办理，毕业证，文凭，成绩单，学历认证，留信认证，学位证，学历,本科，硕士，假文凭，假学历，文凭认证，调查，频频女扮男装去男厕所。 其实纯属无稽之谈。 那时李银河和王小波生活在一起，碰到有些李银河自己做不了的事，她就会让王小波出马。 厕所啊、公园啊，哪有研究对象就去哪。 有一次，王小波跟着一位“线人”去同性恋频繁出没的公共厕所。他刚一进去，厕所里每个隔间里都有头探出来，但马上又缩了回去。 王小波问线人是怎么回事。线人说：“没看上你呗。” 有时王小波会和男同性恋者访谈到很晚，他就留对方在家里过夜，而让李银河去其他地方借宿。 王小波觉得这样比自己出去，而让李银河和男同性恋住在一起安全些。 后来，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最早的同性恋研究报告《他们的世界》，豆瓣评分8.2。 有位网友看完后评价说： “一切能给人以幸福感的生活方式都是合理的。” 1994年5月，几经波折的中国性学会在北京成立。 1986年11月28日，深圳举办了第四届力士杯全国健美比赛。 值得注意的是，那是中国第一场女子健美比赛，前三届都只有男子参加。 所有女性参赛者必须穿三点式的比基尼上场。 参赛女性压力都挺大的。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女性完全不敢露那么多。 比赛前，有些姑娘还因受不了来自家庭和学校方面的压力而退赛。 但更多姑娘坚持到了最后。 有位来自辽宁的大学生姑娘赵巧玲说：“总要有人敢于‘第一次’，我决心带这个头。” 还有位叫那晶莹的21岁大学教师说：“美不需要掩饰，这项运动是健康的，我不畏人言。” 同样的姑娘共有57位。 比赛那几天，深圳体育馆外10元一张的门票炒到了200元。门口买望远镜的小贩足足卖了1000多个。 那一届健美操比赛本来要去西安，但西安害怕因办比赛而被扣帽子，于是坚决扔掉了这个“烫手山芋”。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2012年夏天，西安接手举办了第四届性博会。几位模特刚刚走完秀，大妈就冲上内衣秀的舞台拿出喇叭冲着台下人群大喊： “中国人不要乱性！” 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一时间风靡中国的互联网。 但最终去那场性博会的人多得围满了舞台，还有大爷专门拿了单反相机过去拍照。 历史总是曲折向前。此后关于“性”的讨论也多是众口不一，极容易引起争论。 2020年，四川乐山师范学院迎新晚会有个健美展示的环节。女生穿了比基尼，男生穿着背心，还有网络同步直播。 但在最精彩的部分直播中断，平台给出的原因是“穿着暴露”。 似乎任何事情只要沾上了“性”就会变味。 就像即使到了2020年，大家还是要讨论应不应该给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打码一样。 #文凭 #毕业证书#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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